引言
估定汗青人物在汗青過程中的價值與感化，既以其功業、品德、文章為基本，也與一個階段的時期風尚、思惟潮水、題目認識和接收程度親密相干。在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成長經過歷程中，戲劇性的一幕呈現在了王國維的身上。眾人或根據其自述，將其學術生活分為“哲學”（1907年之前）、“文學”（1907年—1912年）與“史學”（1912年以后）三個階段[1]；或以辛亥鼎革，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為界，將之斷為“新人物”與“一軌于正”前后兩個時代，甚至指為“兩個王國維”[2]。無論如何區分，辛亥以前的王國維多在哲學與文學上用力，而此后的他專注國粹研討，則是基礎現實。
進進平易近國的王國維一貫少就“文學”題目講話。對于1917年鼓起的“文學反動”，他也沒有任何公然言說。但從暗裡場所的記載中，不難得悉在諸如“口語”、“橫排”等“文學反動”的最基礎訴求上，王國維都持有光鮮的否決立場[3]。胡適在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是最早對于“文學反動”做出汗青論述的主要論著。在關于晚清時代的“古文學的變更史”部門中，胡適順次寫到了“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群情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與“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并未說起王國維[4]。但次年胡適為此文日譯本作序時，卻特地“指出一兩處應彌補之點”，此中之一即是表揚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與《曲錄》等著作[5]。又過了幾年，曾經闊別文壇的王國維“搖身一變”，成為了備受新文學家們推重的“前驅”，他與“文學反動”的聯繫關係開端被由實際而汗青地周全樹立了起來。待到1927年往世以后，王國維在新文學史上的位置愈加顯豁。
王國維在辛亥以前慘淡經營根究“文學”義諦時，未有幾多反應；而當“五四”之后新文學家們對于他的舊日談吐年夜感愛好時，他又曾經返身分開，無意往事重提，與之對話。那么，畢竟是如何的機緣促進了早年的王國維被高度追蹤關心？又是如何的動因使得王國維之于“文學反動”的“前驅”抽像被確立上去進而普遍接收？其間的邏輯是如何的？對于文學史又包含了如何的啟發？這一切大要都需求從“文學反動”過后的“收拾國故”活動說起。
一 “文學反動的前驅者”
在學術史上，介入“收拾國故”活動者多為北年夜、清華等高校表裡的學人；但從文學史上看，實在也不乏“新文學”作家以社團的氣力參與其間。作為第一家“新文學”社團，1921年景立的文學研討會在其“簡章”中就確立了“以研討先容世界文學、收拾中國舊文學、發明新文學為主旨”[6]。成立伊始，文學研討會就接編了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并且在《改造宣言》中表現“西洋文學變遷之經過歷程有急須先容與國人之需要，而中國文學變遷之經過歷程則有急待收拾之需要”，為此而創設了“研討”欄目[7]。開初，《小說月報》由茅盾編纂，雜志并未特殊向“收拾中國舊文學”方面傾斜。次年，《小說月報》改為鄭振鐸編纂，他“更器重頒發有關收拾中國古典文學遺產的實際摸索和研討結果方面的文章”[8]。上任同年，他在文學研討會的別的一家副刊《文學旬刊》上頒發了《收拾中國文學的提議》，主意經由過程“打破一切傳襲的文學不雅念的勇氣”與“近代的文學研討的精力”來“收拾中國文學”[9]。鄭振鐸的這一姿勢“顯明可見‘收拾國故’的影響”[10]。
1923年，鄭振鐸編纂的首期《小說月報》出書。該期不只頭題即其長文《讀〈毛詩序〉》，還發布了“收拾國故與新文學活動”專題。鄭振鐸說，專題中的文章“都是偏于主意國故的收拾對于新文學活動很有好處一方面的論調”[11]。這般一邊倒的聲響足以闡明文學研討會同人在這一題目上的基礎態度[12] 。
在“新文學”最為重要的陣地上為“收拾國故”發聲之后，鄭振鐸還有更為巨大的打算，即組織《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討”專號[13]。顛末當真準備，皇皇兩巨冊的《中國文學研討》終于在1927年以《小說月報》“號外”的情勢出書。鄭振鐸在“卷頭語”中寫道：“這是一個初步的任務，這是艱巨並且巨大的任務；我們的只是一個引子，底下的年夜文章，當然不是我們這幾小我所能以一手一足之才能寫成了的”[14]。鄭振鐸謙稱這“只是一個引子”，但收錄在《中國文學研討》中的多篇論著實在可謂學術史上的“年夜文章”。吳文祺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王靜安師長教師》（以下簡稱《前驅者》）即是其一。
吳文祺很早就是文學研討會成員[15]。從1921年開端，他就在《文學旬刊》上頒發文章了[16]。1923年，吳文祺的名字呈現在鄭振鐸編纂的《小說月報》上[17]。1925年，在鄭振鐸開辦的《鑒賞周刊》創刊號上，吳文祺頒發了《從頭估定國故學之價值》，主意“國故學和文學的性質，盡對分歧”，“可是中國文學的研討和收拾，卻完整建筑在國故學的基本上”[18]。《前驅者》一文，即他小我從事“國故學”研討的主要結果，正可以看作他以“迷信精力”收拾“新文學”汗青的發明。
吳文祺是王國維的浙江海寧同親，其在1920年月的文學與學術運動年夜都與文學研討會有關。毫無疑問，吳文祺是在“新文學”與“收拾國故”的雙器重野中端詳王國維這位由於地緣而拉近間隔的先哲的。當然，其研討範疇與王國維的交集[19]，也使得他對于王國維非分特別追蹤關心。而由“文學反動”傳佈開來的新的“文學”不雅念以及在“收拾國故”活動中年夜行其道的文學史研討的思緒，更讓他對于王國維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了獨到而深刻的熟悉。
需求闡明的是，吳文祺的《前驅者》雖是1927年才在《中國文學研討》中頒發，但寫作倒是在1924年。鄭振鐸組織《中國文學研討》專號的設法起于1923年，而在其接手的首期《小說月報》上，便已在“唸書雜記”欄目中頒發過他本身所寫的關于王國維的《曲錄》的兩則札記，對于王國維稱贊有加[20]。所以可以想見，鄭振鐸對于吳文祺的《前驅者》一文必定持有接待立場。只不外遭到《中國文學研討》全體出書進度的影響，此文三年以后才得以頒發。而就在吳文問世確當月，王國維自沉，剛好錯過。
有感于那時風行的幾種主要的學術史著與文學史論——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與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都不曾說起王國維，蔡元培的《五十年下世界之哲學》與樊志厚的《比來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提高》盡管說到了王國維，可先容的是他在哲學與史學上的成績，以及陳獨秀固然表現“王靜安所長是文學”，但缺少闡述[21]，吳文祺以為“體系的先容”王國維的文學思惟很有需要，于是寫就了《前驅者》一文。而此文恰是最早對于王國維的文學史位置做出勾畫的文章。
吳文祺寫作《前驅者》時，《人世詞話》的標點本尚未問世[22]，所以其立論重要根據的是《靜庵文集》與《宋元戲曲史》。吳文祺開篇談到漫長的中國文學傳統不克不及“徹底清楚文學的真理”，即“文學”的自力價值。可就在他撰文的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國文壇里”，“竟然有一個獨具只眼高聲疾呼地以小說戲曲為‘文學中之極點’的人”。在吳文祺看來，此人“看法之出色，較之古代的新文學家，有過之，無不及”。這即是王國維[23]。可見，吳文祺是在中國文學史的佈景中定位王國維的文學思惟的，而他根據的尺度則是“古代的新文學家”供給的不雅念，也就是“文學反動”對于“文學”的界說。
吳文主體部門有三，分辨闡述了王國維文學思惟的三個重要方面。其一，是王國維在中西比擬視野中對于“文學”本體的發明。王國維以為，文學在中國汗青上重要是一種“載道”東西，而真正的“文學”應該“以描述人生為職志”，是純潔的而非功利的。其二，是王國維主意以“天然”為“文學的試金石”，也循此對待體裁更替的景象。王國維主意“體裁之束縛”與“體裁之不受拘束變更”是“文學上的一猛進步”。其三，是王國維更為重視文學的美學價值。而由于他以“天然”為最高的美學標準，對于“口語勝于白話，鄙諺勝于古語”的紀律當然也就加以確定[24]。
以后見之明來看，吳文祺所總結的王國維的文學思惟的重要內在的事務與“文學反動”提倡的理念若合符契。但作為首位就此題目做出闡述的學者，吳文祺想要厘清此中的關節卻并不不難。所以外行文經過歷程中，他很留意勾連王國維的詳細闡述與“文學反動”的關系。好比，在論及“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歐美”時，吳文祺誇大“王氏于二十年前已能撕往這傳襲的自負的膜”，而二十年的間隔，銜接的恰是王國維與“文學反動”；再如，在說到王國維“天然”的文學取向時，吳文祺提醒“近年來的新文學活動，只是一種解除文學上的一切枷鎖桎梏的活動，只是一種出文學于造作的樊籠而復返于天然的活動”，王國維顯然曾經就此收回先聲；而“在王氏的體裁愈不受拘束愈提高的口號之下，一切足以傷天然之美的典故、對偶、韻律……等人工砥礪法，應當盡對地排擠”[25]，這也就和胡適《文學改進芻議》中的“八事”聯繫關係在了一路[26]；還有，在述及王國維對于口語的見解時，吳文祺說“王氏是很了解口語的價值的”[27]。
在文章的最后，吳文祺又經由過程連續串的對舉，展現了王國維的文學闡述與胡適等“邇來的新文學家”的主意是多麼分歧，從而歸納綜合道，既然王國維與“新文學家”的看法“不約而合”，“我稱他為文學反動的前驅者，似乎不是過火的夸年夜的尊號吧！”[28]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抽像由是被建構起來。
吳文祺構筑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抽像及其闡述思緒，深入影響了此后的學界。此文一經頒發，敏捷惹起追蹤關心。其中既有《中國文學研討》作為“新文學”陣營主要的學術結果自己具有的加持後果[29]，也與文章問世時剛好遭受王國維往世帶來的宏大消息效應幾多相干[30]。但更為重要的，生怕仍是由于該文的題目認識切中了文壇關心。
吳文祺寫作《前驅者》時，“文學反動”曾經初戰告捷，同時飛騰消歇。可在他看來，“實在誤解的繃帶，仍然很堅固地很廣泛地縛在年夜大都人們的眼上”。詳細而言，一是“他們對于口語文，一直沒有明白的熟悉”，二是“普通站在新文學旗號底下的人，在實際上固然經常收回否決文以載道的主意的呼聲，而在現實上有時卻難免走到他們本身所否決的主意的牛角尖里往”[31]。吳文祺所描寫的，是全部“新文學”陣營的同感。對此，分歧的作家選擇分歧的角度、資本與方法加以回應。吳文祺發明了王國維早年的文學思惟的主要價值，特殊是他對于“文以載道”不雅念的徹底反撥，并且無力地闡述了其與“文學反動”先行后續的汗青與實際聯繫關係，這是他供給的計劃。此舉一方面闡明了“文學反動”其來有自，另一方面也通借助王國維的國粹重鎮成分為“文學反動”的公道性與必定性做出論證。后者在詳細語境中尤其具有實際針對性。而這恰是“收拾國故”活動發明的前提，即告竣了“新國粹”與“新文學”的辯證。
吳文祺意欲表白，“本日”從事國粹研討的王國維與“昨日”摸索文學改革的王國維可以相通，甚至其原來就是“新文學”中人：“王氏有如許的高明的看法，若是持續不已地在文藝的場地里努力，那末我國的文藝之花，或許要開得非分特別艷麗些，也未可知。”[32] 不外，假如認為吳文祺只是借用王國維的學術名譽為“新文學”背書，那么則有些“買櫝還珠”了。吳文更為主要的進獻是把一段此前不曾為人注視的“文學反動”的“前史”清算了出來，特殊是為“新文學”不雅念、實際與批駁的產生彌補了一條至為要害的思惟頭緒。在吳文祺看來，王國維“關于文學上的闡述”，“真可以說是前無前人”。而他早年的這些“和那時的思惟界不曾產生過什么關系”的論著[33]，之所以值得當真挖掘，是由於“前無前人”的思惟，此時已然“后有來者”。
二 “不要忘卻了王靜安師長教師”
吳文問世的次年，浦江清頒發《王靜安師長教師之文學批駁》，在此持續上持續睜開會商，以為王國維的汗青目光、“高古”美學以及對于“屈子文學之精力”的分析，也是其文學思惟的主要進獻。“至于師長教師進步文學藝術價值之論，推重喜劇之說，對于《紅樓夢》之批駁等等，則某君于《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特號》述之已詳，余故略而非論”[34]。實在，非獨浦江清一文，此后學界對于王國維文學思惟及其文學史位置的闡述，也多從吳文祺的《前驅者》動身。
浦江清關于王國維文學思惟的發凡，首推王國維的汗青目光。在他看來，“千百年來，能以汗青的目光論文學之得掉者，二人罷了”，“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則海寧王靜安師長教師也”。浦江清以為，汗青目光是王國維所有的文學闡述的出發點，由此他在“體裁盛衰”的經過歷程中加倍重視一種體裁“當其初起之時”的“天然的美、樸實的美、白描的美”，詳細到宋元戲曲而言，則“明其極端其偏向口語也”[35]。而“一時期有一時期之文學”恰是胡適《文學改進芻議》的焦點不雅點[36]，對于口語文學的倡導更是“文學反動”的最基礎主意。浦江清認可，其后“創文學反動之論，變全國之文章而盡為口語者”是胡適而非王國維，但他同時列舉了胡適對于王國維文論在各個向度上的成長，令“胡氏生后于師長教師，而推師長教師之波濤者也”的關系一目了然，闡明“凡師長教師有所言，胡氏莫不該之、履行之”，“一切之論，發之自師長教師，而衍之自胡氏”，“胡氏莫不盡受師長教師之影響”[37]。此種論證方法本自吳文祺的《前驅者》。但較之吳文，浦文顯然更具深度，也更為辯證[38]。在建構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抽像方面，浦江清又夯實了一分。
浦文頒發的同年，《小說月報》頒發了趙萬里編錄的《〈人世詞話〉未刊稿及其他》[39]。1934年，鄭振鐸與章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在北平創刊。創刊號上又登載了兩篇專論王國維文學思惟的文章：一是李長之的《王國維文藝批駁著作批評》，一是吳文祺的《再談王靜安師長教師的文學看法》。吳文是對于《前驅者》一文的“補遺”，重要依據其此前不曾得見的王國維早年頒發在《教導世界》上的系列文章撰寫。吳文祺的結論是：“其能以西洋的文學道理來批駁中國文學的，當以王靜安為第一人。”他呼吁“假如有人編中國文學批駁史的話，我盼望他們不要忘卻了王靜安師長教師”[40]。吳文祺的判定，實在也是時人的感觸感染。
與吳文同在《文學季刊》創刊號上頒發的李長之的《王國維文藝批駁著作批評》一文，較之浦江清又有推動。而靳德峻在樸社標點本基本上完成的《〈人世詞話〉箋證》、趙萬里編錄的《〈人世詞話〉未刊稿及其他》與吳文祺的《前驅者》，都是他的重要參考文獻。可見，李長之得以停止此項研討，與“新文學”陣營在“收拾國故”活動中對于王國維文學思惟的幾回再三開采直接相干。而李文不只加倍體系地勾畫了王國維文學批駁的要點，還重申了其與“文學反動”的關系。他以為，王國維“承了傳統的中國式的批駁的方法，頗又接收了點西洋的思潮，有他獨到的看法，而作了文學反動的前驅”，其“確乎是后此的人的導師”，並且“截至此刻論，也還沒有人及他”[41]。值得一提的是，李長之寫作《王國維文藝著作批評》時，正在清華年夜學哲學系唸書，對于德國哲學用功尤勤。研討者以為，李長之“對德國近代哲學、思惟有相當的研習工夫”，使得他與王國維具有附近的氣質，是以在古代文學批駁史上可以視為“同類”[42]。而如許的經過的事況對于懂得王國維當然多有助益。
也是在1934年，李長之又在鄭振鐸的啟示下，為《靜庵文集》撰寫了一篇書評，評述王國維早年在“文學”以外的哲學與教導論著。他指出，王國維“頂年夜的進獻”在于“用了西洋的哲學的思考”來研討中國哲學的嚴重題目[43]。李長之從王國維的學術泉源上揭出了其治學的一年夜底色，這與王國維往世以后諸家對于其學術新意的熟悉可以相互參照，也與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對于“新思潮”的實質乃是一種“從頭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立場”相互聯繫關係[44]。在這一意義上，王國維就不只是“文學反動”的“前驅者”了，稱之為全部“新思潮”的“前驅者”大要已不為過。
會商王國維與“文學反動”甚至“新思潮”的關系，“從王國維到胡適”是一條重要的闡述線索。這一頭緒由吳文祺在《前驅者》中奠立，浦江清等人續予施展。異樣是在1934年，正在北年夜研討所國粹門唸書的任訪秋寫作了《王國維〈人世詞話〉與胡適〈詞選〉》一文。任訪秋提出，“王，為遜清之遺老，而胡，為新文明活動之前導，但就彼二人對文學之看法上言之，竟有出人不測之這樣雷同處，不克不及不說是一件極堪耐人尋味的事”。任文詳細比擬了兩人在“詞體之演化”、“時期之批駁”、“批駁之尺度”以及“詠物詞之看法”等方面看法的異同，以為他們的不雅點年夜同小異。而“他們雷同的處所，即批駁的標的目的還算分歧，比擬重內在的事務而輕格律”。在任訪秋的懂得中，“這是新文學活動一個新的趨勢”，“但靜何在十年前即有此看法，竟能與十年后新文學之提倡者胡適看法雷同，即此一端，已不克不及不令我們敬佩他的識見之出色了”。他以吳文祺的說法為全文作結：“吳文祺君稱王為‘文學反動的前驅者’，信哉斯言！”[45]
任訪秋與胡適多有聯絡。《王國維〈人世詞話〉與胡適〈詞選〉》頒發以后，他寄贈了一份給胡適。胡適很當真地給任訪秋回了信。固然他以為任文“太側重雷同之點”，並且花了不小篇幅向任訪秋說明他與王國維詞學不雅點的分歧，但照舊表現此文“使我很感愛好”，“我很感到我們的看法確有一些雷同之點”[46]。由于胡適對于吳文祺、浦江清與李長之等人的文章并無直接回應，他在給任訪秋的回信中表達的看法也就非分特別值得追蹤關心。胡適承認將他與王國維停止比擬研討的方法，更確定了兩人“確有一些雷同之點”。這也就意味著作為當事人，他批准“從王國維到胡適”的闡述頭緒，以及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位置。
至此，由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新派學人在“收拾國故”活動中對于王國維的推重首開其端，使得其“古代的”與“迷信的”文學研討論著備受追蹤關心[47]，進而在文學研討會同人的推進下，其文學思惟也被置于“文學反動”帶來的新的不雅念視野與題目認識中加以熟悉，并且其自己也被逐步建構為“文學反動的前驅者”的經過歷程，年夜致完成。此番發現的成果，很快便被以文學史乘寫的情勢確認上去。吳文祺呼吁的“不要忘卻了王靜安師長教師”，頓時就在實行中獲得了回應。
三 新文學史乘寫中的王國維
跟著“收拾國故”活動的不竭推動，也因了1920年月中期以后政局與時局的激變，文壇與學界對于“收拾國故”的評價更趨復雜。到了1920年月后期，胡適自己已經一度表現“深深懊悔關于研討國故”[48]，鄭振鐸等文學研討會同人也多有檢查[49]。“收拾國故”形成的多個方面的復雜效應簡直值得追蹤關心，但不該疏忽的是，如是亮相更多針對的是作為一種“思惟事務”的“收拾國故”。在學術研討的層面交流上，胡適、鄭振鐸，甚至魯迅都從未中止研討國故，作為“學術志業”的“收拾國故”在1930年月以后持續停止[50]。
由“收拾國故”與“文學反動”的關系題目帶來的啟示，也在持續促使“新文學”陣營思慮。1934年，吳文祺頒發了《考據與文藝》一文，主意“考據學與文學的性質分歧，但紛歧定相反”。他以為那時的很多論爭都由於昧于二者關系而起。在他看來，非但“作者的生日常平凡代及周遭的狀況，以及作品自己的演化，各類版本的異同”離不開考據，對于文本內在的事務的懂得，異樣也需求多得考據之助。而王國維的論著恰是“以極周密的考據方式來研討文學作品的好例”[51]。吳文祺在此彰顯的，是一種“國粹”與“文學”彼此辯證、彼此成績的思緒。這恰是“收拾國故”活動的一年夜積極價值，即在一種“新學”的態度上完成了“國粹”與“文學”的對話與互動。而王國維的范式意義，便系于此。這天然使得“新文學”陣營對于王國維的接收簡直沒有任何妨礙，并且樂于經由過程文學史乘寫的方法將兩者的關系斷定上去[52]。
最早修改了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漏掉王國維的疏掉，而把其寫進了“新文學”汗青的是王豐園。1935年，王著《中國新文學活動述評》出書。該書第一章為“戊戌政變與文章的新趨向”，合計八節，分辨是“維新活動與體裁束縛”、“維新前后的古詩活動”、“章炳麟師長教師的文學看法”、“文藝批駁家王國維師長教師”、“章士釗派的政論文章”、“嚴復西洋晚世思惟的先容”、“林紓西洋晚世文學的先容”與“小說的倡導與成長”。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比擬，王著在論述“新文學”的“前史”時，最年夜的分歧即是不單寫進了胡恰當年沒有說起的王國維，並且還為其列了專節。該節重要參考了吳文祺與李長之等人對于王國維的文學思惟的闡述，明白提出“王氏可以說是最先徹底清楚文字價值之一人”，“影響于文學反動最年夜”。王豐園以為：“有人把他和梁啟超并稱小樹屋為新時期的先趨者，實不為過火。他雖則不曾正式高舉文學反動的旗號，積極倡導這個活動，可是他卻種下了文學反動的種子。”行文及此，他特殊感歎：“胡適、梁啟超諸師長教師論近代文學，沒有論及王師長教師，不免難免太‘殊屬非是’了。”王豐園徵引了吳文祺的話：“假如有人編中國文學批駁史的話，我盼望他們不要忘卻了王靜安師長教師。”[53]可見，將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位置寫進《中國新文學活動述評》，對于王豐園來說是一種高度自發的選擇。這也是吳文祺的呼吁初次在文學史乘寫中被落實上去。
實在，就在王豐園寫作《中國新文學活動述評》的同時，吳文祺自己也在撰寫一部論述“新文學”汗青的著作。1936年，這本未能脫稿的《新文學概要》出書。在導言部門中，吳文祺指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發生，并不是突如其來的”，“新文學的胎，早孕育于戊戌變法以后，逐步成長，逐步發展，至五四時代而始呱呱墜地”，“胡適、陳獨秀等不外是接產的大夫而已”。而在“新文學”的結胎經過歷程中，尤其值得一提者有三：一是梁啟超在體裁束縛上的進獻，二是林紓的翻譯小說與李伯元等人的訓斥小說，三是王國維的文學批駁[54]。與胡適和王豐園對于這段汗青的論述比擬，吳文祺將之年夜為精簡。王國維在此中占據三分之一，其文學史位置獲得了絕後凸顯。吳文祺此處對于王國維的闡述，由於有《前驅者》與《再談王靜安師長教師的文學看法》兩篇專文打底，所以游刃有余。
接連問世的兩部“新文學”史著都凸起了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成分，也都以《紅樓夢評論》《人世詞話》與《宋元戲曲史》為其最為主要的文學論著，這就基礎奠基了王國維的文學史抽像。也是自這一時代開端，從詩學角度會商王國維的文學思惟的研討結果陸續呈現[55]。其文學創作，也被以為介入了為“新文學”開辟途徑[56]。
或許對于吳文祺來說，《新文學概要》未完是他的一年夜遺憾。1940年，他復興爐灶，終于完成了一部《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57]，周全詮釋了“文學反動”的產生。在《新文學概要》中，他曾經顯露了遭到蘇聯弗里契實際影響的陳跡[58]。待到寫作《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時，他更是明白了馬克思的主義態度。所以，此書不只是對于其自家《新文學概要》后出轉精式的終極寫定，也是對于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種“重寫”。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的註釋部門計有五章，順次是“古文學的余波——桐城派與文遴派”、“戊戌變法與文學改進活動”、“王國維的文學批駁”、“平易近族反動者章炳麟的文學主意”以及“五四活動與文學反動”。與1920年月和1930年月的兩篇王國維專論比擬，吳文祺寫作于1940年月的“王國維的文學批駁”一章更為熟練。該章以“王國維的文學批駁，是戊戌的文學活動進步一個步驟的路標”總領，以為“王氏對于詞曲和小說，都有極深切的研討，極透辟的批駁”。吳文祺此前兩文都沒有觸及王國維“論詞”的部門，而此次寫作，他起首先容的即是王國維的《人世詞話》，然后才是對于《宋元戲曲史》和《紅樓夢評論》的會商。在三者中，吳文祺闡述《人世詞話》的篇幅最多，這既是他對于舊文前說的某種補正，也代表了此時綜合考核王國維的文學思惟時得出的判定。一如昔時撰文時幾回再三為王國維“二十年前”的識見擊節，這回他也不忘點出文中征引的乃是王國維“三十年前”的不雅點，“我們不克不及不信服他的卓識”。在對于王國維的詞學、曲學與小說評論分辨鉤玄撮要過后，吳文祺寫道：“中國的文學批駁，盛于齊梁，以后便式微下往”，“讀中國文學批駁史，真不堪蕭條寂寞之感”，“至王國維出，開端以西洋的文學道理來研討中國文學，常有默默無聞的偉論，使中國的文學批駁，解脫了舊的樊籠，而走上了新的道路”。此章最后，他以“在暗中的中國文藝批駁界，王國維是一盞引路的明燈”論定[59]，照應了本身數年以前所作的“不要忘卻了王靜安師長教師”的建議。
吳文祺三論王國維，每次皆有新境。概而言之，他不只為在文學史的視野中定位王國維逐步尋覓到了適當的坐標，並且日益褪往了評論品德，著史的認識加倍濃郁。經過幾回再三調劑與晉陞，王國維作為“文學反動的前驅者”的結論也從一種時期創見，開端轉化成為汗青共鳴。
結論
“新文學”陣營建構了王國維的“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抽像，而這一抽像也將王國維與“新文學”的關系從一種發現的“傳統”確立為汗青與實際雙重層面上的現實聯絡。此后，學界對于這一題目的熟悉基礎都是以此為條件，持續向前推動的。王國維被以或總或分、或實或虛、或明或暗、或正或反的情勢把王國維歸入了“新文學”的外部，成為“新文學”的內涵經歷的主要構成部門，進而介入了“新文學”和“新思潮”的扶植。
“新文學”的產生史論述由是改寫。不外，這一事務卻并非僅是一個抽像學或許文學史課題，其中輻射所及，還有“晚清”與“五四”、“文學”與“國粹”、汗青與汗青書寫，以及“新文學”的內在與內涵等一系列題目。從分歧的文明態度與常識資本動身，對于文學史上的王國維抽像或有分歧想象[60]，但王國維的治學心得——“吾儕當以現實決現實，而不妥以后世之實際決現實”——無疑可以提醒我們[61]，經由過程對于諸種抽像的建構經過歷程的考掘，可以或許盡能夠迫近一種腳踏實地的熟悉。
注釋：
[1] 拜見王國維《自序二》，《王國維選集》第十四卷，第121頁，浙江教導出書社、廣東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王國維選集》第二十卷，第228—229頁。
[2] 此說由張爾田發端，拜見《張爾田覆黃節書》，《王國維選集》第二十卷，第263—264頁。續有羅鋼長文加以施展，拜見羅鋼《兩個王國維》，《傳統的幻象：跨文明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第1—65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5年版。
[3] 拜見王國維《致顧頡剛（一九二二年蒲月二十九日）》，《王國維選集》第十五卷，第844頁；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靜安師長教師》，陳平原、王風編：《追想王國維》（增訂本），第335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4] 拜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選集》第2卷舞蹈場地，第260—261、273—310頁，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版。
[5] 胡適：《japan(日本)譯〈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序》，《胡適選集》第2卷，第344頁。
[6] 《文學研討會簡章》，《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1年1月。
[7] 《改造宣言》，《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1年1月。
[8] 陳福康：《鄭振鐸傳》（修訂本），第94頁，上海內語教導出書社2017年版。
[9] 西諦（鄭振鐸）：《收拾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五十一期，1922年10月。
[10] 羅志田：《從正名到打鬼：新派學人對收拾國故的立場改變》，《國度與學術：清季平易近初關于“國粹”的思惟論爭》，第315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11] 西諦（鄭振鐸）：《收拾國故與新文學活動·發端》，《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1923年1月。
[12] 對于“收拾國故”活動，文學研討會同人的看法并不完整分歧。但就總體而言，文學研討會仍屬支撐“收拾國故”最力，也是在中國文學研討範疇進獻最多的“新文學”社團。
[13] 鄭振鐸：《通訊》，《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二號，1923年2月。
[14] 西諦（鄭振鐸）：《卷頭語》，《中國文學研討》（《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上冊，第1頁，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
[15] 拜見蘇興良《文學研討會會員考錄》，賈植芳、蘇興良、劉裕蓮、周春東、李玉珍編：《文學研討會材料》上卷，第24頁，常識產權出書社2010年版。
[16] 拜見吳文祺《對于舊體詩的我見》，《文學旬刊》第廿三號，1921年12月；《駁“傍觀者言”》，《文學旬刊》第廿五號，1922年1月；《“又一傍觀者言”的批駁》，《文學旬刊》第二十八期，1922年2月。
[17] 拜見《通訊》，《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期，1923年3月。
[18] 吳文祺：《從頭估定國故學之價值》，《鑒賞周刊》第一期，1925年5月。
[19] 1923年，吳文祺頒發了《“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義務》第十二期，1923年2月）。這是吳文祺寫出的首篇主要的學術文章。而無獨佔偶，王國維在此前一年致信沈兼士，為北年夜研討所國粹門開列了四項研討課題，此中之一即“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討”。拜見王國維《致沈兼士（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旬日）》，《王國維選集》第十五卷，第853—858頁。王國維致沈兼士的信，以及與何之兼同等學的交往手札，以《研討所國粹門關于學術之通訊》之名在1923年公布（《國粹季刊》第一卷第三號，1923年7月）。
[20] 西諦：《曲錄（唸書雜記）》，《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1923年1月。
[21] 陳獨秀：《寸鐵·國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三卷，第101頁，上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此文原刊《先鋒》第一期，1923年7月。
[22] 1926年，俞平伯標點的《人世詞話》由北京樸社出書。
[23][ 24 ][ 25 ][ 27 ][ 28 ][ 31 ][ 32 ][ 33 ] 吳文祺：《文學反動的前驅者——王國維》，鄭振鐸編輯：《中國文學研討》（《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下冊，第1頁，第3、7、10頁，第3、7、8頁，第10頁，第12頁，第12—13頁，第12頁，第13頁。
[26][ 38 ] 拜見胡適：《文學改進芻議》，《胡適選集》第1卷，第4—15頁，第6頁。
[29] 《中國文學研討》1927年6月出書以后，頗受文壇與學界接待，1928年4月便重版。
[30] 拜見王滋潤、徐誠《從“國故之爭”到“王國維之逝世”：近代報刊空間中的五四新文明思惟轉型》，《年夜連理工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21年第3期家教。
[34][35][ 37 ] 浦江清：《王靜安師長教師之文學批駁》，張耀宗選編：《浦江清文存》，第133頁，第127、128頁，第128頁，江蘇國民出書社2016年版。此文原刊《至公報·文學副刊》第二十三期，1928年6月。
[36] 胡適：《文學改進芻議》，《胡適選集》第1卷，第6頁。
[38] 吳文祺的文章重在浮現王國維的文論與“文學反動”的諸多主意分歧的一面，而浦江清的文章既深化了這一方面的會商，同時也直面了王、胡究竟分歧的題目。
[39] 王國維著、趙萬里輯：《〈人世詞話〉未刊稿及其他》，《小說月報》第十九卷第三號，1928年3月。
[40] 吳文祺：《再談王靜安師長教師的文學看法》，《文學集刊》創刊號，1934年1月。
[41] 李長之：《王國維文藝批駁著作批評》，《文學集刊》創刊號，1934年1月。
[42] 拜見李振聲《王國維：一份隱性的遺產》，《重溯新文學精力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惟學術原因》，第198—199頁，上海國民出書社2020年版。
[43] 李長之：《王國維靜庵文集》，《李長之文集》第七卷，第203頁，河北教導出書社2006年版。此文原刊《至公報·文藝》第二十七期，1933年12月。
[44]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選集》第1卷，第692頁。
[45] 任訪秋：《王國維〈人世詞話〉與胡適〈詞選〉》，《任訪秋文集·古典文學研討》中冊，第943、954頁，河南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此文原刊《中法年夜學月刊》七卷三期，1935年6月。
[46] 拜見胡適《致任訪秋》，《胡適選集》第24卷，第226—227頁。
[47] 拜見李浴洋《“古代的”與“迷信的”——“收拾國故”活動與王國維文學論著的接收》，《文藝爭叫》2022年第2期。
[48] 《研討所國粹家世四次懇親會紀事》，《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26年10月。需求闡明的是，研討者多以胡適此語作為其“收拾國故”不雅念改變的標志，但胡適講話的宗旨實為對于“收拾國故”的“辯誣”。
[49] 拜見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粹”》，《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9年1月。
[50] 譬如，1934年出書的交流《文學》第二卷第六號即鄭振鐸主編的“中國文學研討專號”。這一專號與《小說月報》的《中國文學研討》專號當然有所分歧，但作為“平易近國時代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這方面的專號”，其間的承傳之意非常顯明。拜見陳福康：《鄭振鐸論》（修訂本），第212頁，上海內語教導出書社2017年版。
[51] 吳文祺：《考據與文藝》，《文史》第1卷第3號，1934年8月。
[52] 早在1930年，錢基博就在其所著《古代中國文學史》中論及了王國維。不外，他不只沒有將其置于“新文學”部門，並且也未對于王國維與“新文學”的關系做出任何闡述。拜見錢基博《古代中國文學史》，第212—225頁，上海書店出書社2007年版。
[53] 拜見王豐園《中國新文學活動述評》，第18、21頁，新新學社1935年版。
[54] 拜見吳文祺《新文學概要》，第1、13頁，亞細亞書局1936年版。
[55] 以《人世詞話》研討為例，朱光潛等人從1930年月開端接踵寫出了就此停止詩學研討的文章。拜見姚柯夫編《〈人世詞話〉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書社1983年版；彭玉平《講解與辯難：三四十年月〈人世詞話〉的范疇研討》，《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討》上卷，第473—489頁，中華書局2015年版。
[56] 繆鉞以為，王國維的詩詞“含有哲學意味，清邃淵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獨樹一幟”，其“以歐西哲理融進詩詞，得傑出之成就，不啻為古詩實驗開一康莊”。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詩詞散論》（增訂本），第392、394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此文原刊《思惟與時期》第二十六期，1943年9月。
[57] 拜見吳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學林》第一、二、三輯，1940年11月—1941年1月。依據吳文祺的提醒，“近人李何林君所編之《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其第一編頗采余說”。同年在上海生涯書店出書的李著日后傳佈普遍，不外吳著直到1944年才在重慶開通書店出書。
[58]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輯史》（第二版），第43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
[59] 吳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王國維的文學批駁》，《學林》第二輯，1940年12月。
[60] 以“文學反動的前驅者”抽像主導的，是一種將王國維作為“新文學”原點的論述。學界還有一種以闡釋其“境界”學說為焦點，將之塑形成為傳統詩學的集年夜成者的盡力。
[61] 王國維：《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王國維選集》第八卷，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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